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
【编者按】
2001年12月11日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这一天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。2０年间，中国全面履行承诺，改革开放不断推进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。与此同时，对外贸易摩擦也不断发生，当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如何看入世20年来的发展变化？入世的红利还能持续多久？下一步对外开放该如何推进？
在中国“入世”20周年之际，澎湃新闻与多位亲历者、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中国与WTO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希望能够提供中国与WTO、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多维度透视。
“今天，是个正日子，一滴水，但有幸融入顺流前进的洪流。”
12月11日，高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磊在朋友圈留下了这句话，以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下称“WTO”）二十周年。
从1986年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（下称“GATT”）缔约国地位（下称“复关”）伊始，王磊就深度参与了复关谈判。
作为中国复关的“黄埔一期”，王磊曾任外经贸部WTO处副处长，曾辅佐历任谈判代表从事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，也曾在中国常驻日内瓦使团工作了6年，作为使团大使的主要助手参与了对美欧的谈判，并起草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件，全程参加了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。
1996年，王磊从外经贸部辞职，到比利时布鲁赛尔当了6年执业律师，期间代理了大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反倾销案应诉。中国加入WTO后，2002年他便回国执业。除了参与中国在WTO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，王磊也一直从事代理中国企业在国外发起的反倾销案和反补贴案，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贸易法律事务。
高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磊 受访者供图
以下是采访实录：
澎湃新闻：您是如何与GATT和WTO结缘的呢？
王磊：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位对我和整个中国国际法事业影响深远的老先生。
1980年我进入北大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学习，成为全国首届经济法专业的学生。创立这个专业的是法学泰斗芮沐先生，他是中国经济法、国际经济法的学科奠基人。先生是1908年生人，我入学的时候先生已经年过七旬，还坚持给本科生们上课。直到92岁高龄，先生仍然坚持带博士生。先生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，同时也是一代杰出的法学教育家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法人才。
1985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信息提到中国准备复关，我把GATT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的研究写成了硕士论文，当时就是先生负责给我指导论文。
毕业后我到了外贸部，就直接从事GATT的相关工作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和先生的书信往来就没有断过，我在日内瓦工作了6年，先生就写信用国际邮件寄到中国驻日内瓦使团。先生说过，有关于GATT的资料要给他找一些。虽然中国当时还不是GATT成员，只是观察员，但是我还是仍然有些便利获取一些GATT文件资料等，我都争取复印来。
但是复印资料的国际邮费我是付不起的，于是就托国内来开会的同志给捎回去。很多年来，跟先生一直书信联系，先生也将他的研究和思考与我分享。得益于在日内瓦的工作机会，比国内法律人有近水楼台的优势，更易于了解GATT这种游戏规则，于是我把我的研究写成了英文论文在国外发表，也把文章送给先生，请他指导。
1994年我回国后，先生就叫我来北大给研究生们讲GATT和WTO规则。那时候正是中国复关谈判的关键时期，我只能周末业余去北大讲了一年的课。先生跟我说：“我们系里没有经费给你，只能给你报销个打‘面的’的车费。”
这个课大概有20多个学生，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留学生。因为大部分都是研究生，所以我没有多少灌输式的内容，而是布置学生阅读相关文献和案例，然后分配每人选个议题，先准备文章大纲，再由学生到课堂讲解，大家评论，最后我进行点评。
这些学生都是先生培养的弟子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经成为了中国WTO法律团队的中流砥柱。
澎湃新闻：您在日内瓦工作期间，也是中国开始复关的谈判阶段，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，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？
王磊：关于中国申请“恢复”缔约方地位，这个问题，各国达成一致的方式是通过玩文字游戏来解决的。
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，中国是创始国之一。成立联合国的同时，主要大国于1945-1947年间酝酿、谈判并于1948年成立了GATT。后来由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，直到三十多年后的80年代，中国政府提出恢复GATT席位，但这在总协定历史上前所未有过。
中国、GATT各方和GATT秘书处围绕中国以何种方式、按何种程序进入GATT，进行了密集的商讨。
一些成员方认为中国是重新加入，应该按照加入GATT的程序行事。中国对此坚决反对，因为法律上它割裂了中国国际法主体的连续性，政治上也与联大决议不符。然而针对恢复席位的立场，各方提出了种种困惑与质疑：如果是恢复席位，那从1950年前任退出至今的帐怎么算？这期间中国与各成员方的关税减让的利益如何算？这期间中国没有缴的会费是否要补齐？
各方经协商，终于获得默契。
在不损害恢复席位立场的前提下，中国准备事实上按加入的程序与各成员方谈判一个新的减让表，作为“入门费”，以履行GATT的权利义务。在中国事实上按加入程序谈判进入GATT的前提下，各方及GATT对中国恢复立场事实上不持异议。
据此，恢复不是原中断点的恢复（restore），而是经谈判在今后谈判结束的时点上的恢复（resume），由此，前任退出至现任恢复席位时（resume）的帐，一笔勾销。
在整个中国复关谈判中，任何出自GATT口吻的文件，包括成立的谈判中国恢复席位的工作组的名称，GATT都回避用“恢复”的字眼，代之以“中国缔约国地位”（China’s Status as a Contracting Party）。尽管这个说法十分拗口，但这算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了。
澎湃新闻：您曾经作为代理律师参与中国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案（DS397案），历经七年鏖战，能不能讲讲办理这个案子的经历和感受。
王磊：在日内瓦使团工作期间，我全程参与了乌拉圭回合若干协议文本的起草谈判，包括WTO的争端解决程序规则。虽然熟知条文，但从未有机会实践。直到2009年我参与了代理中国政府在WTO中起诉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反倾销案（DS397案），才算完成了从条文起草谈判，到适用条文规则的争端解决实务的过程。
该案从2009年磋商，到2016年1月WTO执行上诉机构发布了最终裁决，历时7年半时间，几乎走完了WTO赋予成员方的所有法律救济程序。
紧固件俗称工业之米，包括螺丝、螺母、螺栓和垫圈等，用途广泛。我国是全球紧固件制造第一大国，也是紧固件出口大国。
2007年欧盟对中国钢铁紧固件启动反倾销调查，并于2009年做出裁定，对中国紧固件产品征收为期五年最高达85%的反倾销税。据业内统计，2009年欧盟反倾销终裁裁决后开始征税，自此我国在欧市场份额从26%大幅下滑至0.5%。
中国政府于2009年7月31日将欧方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。该案经历了原审和执行两轮争端解决程序，中国在原审专家组和上诉阶段接连胜诉。此后，欧方在2012年为执行原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修改了欧盟《反倾销基本条例》，但欧盟随后发起的对中国紧固件反倾销措施的复审，并未履行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。 中国政府就欧盟执行裁决问题继续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，直至2016年，执行上诉机构发布了最终裁决，全部支持中国的主张。
DS397案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：中国第一次在WTO起诉欧盟并获得胜诉；走完了WTO赋予成员方的所有法律救济程序；由于中国的胜诉，欧盟被迫修改了法律；中国通过该案在加入世贸后第一次获得对欧盟的报复权；另外，在上诉机构2016年1月18日发布的执行阶段的最终报告中，中国在23个问题上全部获得执行上诉机构的支持，而欧盟的所有主张均被驳回。这在中国乃至WTO争端解决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澎湃新闻：大获全胜之后，中国紧固件企业重回欧盟是不是就没有障碍了？
王磊：并不是这样的，WTO的裁决只针对当事成员方的贸易政策措施，不涉及到具体赔偿，裁决对其他成员方也没有约束力。这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固有缺陷。
DS397案打了7年，其实就意味着诉讼期内的这7年里，欧盟一直沿用或部分沿用不符合WTO的反倾销措施，没有给予中国企业合理公平的竞争待遇，这让很多中国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，或者放弃对欧业务。
2016年WTO终审裁决也就是5年前的事情，2020年欧盟又重新对中国产的碳钢紧固件进行了反倾销调查。就在上个月，11月16日，欧盟的裁决披露称，对原产于中国的某些进口钢铁紧固件的反倾销税率为23.9%-89.8％。
在WTO打紧固件官司打赢了，但是中国紧固件企业在欧盟市场上真金白银的损失，败诉方欧盟并不赔偿，欧盟违反WTO行为对中国紧固件企业的重创，并未的到应有的平复，中国紧固件也并没有真正重返欧盟市场。
当然这并不是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没有用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维护成员方已取得的WTO项下权利义务的平衡，它只是纠错，并不补错。
澎湃新闻：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加入WTO的二十年，您会用哪个词？
王磊：可以用继往开来这个词来概括，我们要继承过去20年、35年来不断热火朝天地进行改革、进行开放的动力，继承那种国际视野，在新时期不断开辟新的道路。
无论是就中国本国而言，还是对WTO来说，我觉得继往开来都是适用的。
我经历过中国八九十年代红火的改革开放，可谓是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对中国来说，我们还需要延续这种改革开放的精神，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。同时，WTO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，在如今的情况下，如何将多边贸易体制发扬光大，如何推动WTO继续前行，这也需要继往开来。
责任编辑：郑景昕 图片编辑：贝佳媛
